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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4月1日星期三

李鄭屋村與蘇屋村拍住上


李鄭屋村與蘇屋村

我家在1962年入住蘇屋村,
那時我只有三歲。
在這裡,我度過了整個童年。

蘇屋村獨具一格,位於山邊,依山而建。
這裡共有十六幢十多層高的大廈,
有些建在平地,有些則坐落在山坡上。
樓宇之間設有各種公共活動空間,如花園、遊樂場和球場等。
所有樓宇設施由矩陣式的車路、行人道和樓梯連接在一起,
整體來說,這裡是一個多變的活動空間。
對於小孩來說,上山下坡,到處都是可以探索的神秘世界,
每個人都能找到自己的秘密基地。
住在屋村的小孩,只要開始學會走路,就會往外跑。
那時,每戶的小孩有三四個,甚至多至七八個都是很尋常的。
怎麼能讓家人擠在狹小的家裡,
而不出去享受海闊天空的空間呢?
街外有的是玩樂設施和玩伴。
那時的玩伴非常多,都是住在各單位的小孩,
意氣相投的就聚在一起玩。
根據個人的活動能力,
一般小孩最初的活動範圍是在
自己住的那棟大廈的各層樓梯、電梯、消防房和公共遊樂空間等。
然後就遍遊整個蘇屋村的草地、花園、遊樂場、
行人道、車道和球場等。
再大一點或更加野性,就會跑到
村後的山坡、水澗和排水道等。
再大一點、更加大膽,
則會跑到村外的其他村莊活動,
蘇屋村最近的鄰村就是李鄭屋村,

那裡有一些遊樂場和球場,
還有許多小店鋪和小食肆可供光顧。
為什麼要說要大膽一點,才敢跑去李鄭屋村玩呢?
李鄭屋村比蘇屋村稍早於1950年代末建成,
有19座七層大廈,居住環境比蘇屋村更加擁擠,
單位內沒有廚房和廁所。居民多數長時間待在屋外,
村內到處都是人。
從我們小孩的視角看,李鄭屋村街上流連的小孩更多。
但在他們眼中,我們是村外人,這一點大家都能感受到。
如果不是為了到李鄭屋村內的某些店鋪買東西
(例如我會去那裡的一間專門賣紙鷂線轆的店鋪光顧),
我是不敢隨便跑進李鄭屋村內遊玩的,免得引起紛爭。

這樣看來,蘇屋村和李鄭屋村確實是兩個非常不同的屋村吧!
就屋村的類型來說,確實有很大的不同:
李鄭屋村是當時徙置事務處為了
1953年深水埗石硤尾木屋大火的災民而
快速興建的七層徙置大廈之一,設施較為簡陋,
居住單位內沒有獨立廁所或廚房。
蘇屋邨是香港屋宇建設委員會推出的廉租屋邨,
申請入住的條件是當時居住環境惡劣,
但又不符合入住七層徙置大廈的要求。
其基礎設施較為完備,居住單位內有獨立廁所和廚房,
村內的空間也相對較多。
但從居民的家庭經濟條件來看,
其實蘇屋村和李鄭屋村的情況是相似的,
兩村都是為低收入家庭而設計的,
入住哪一個村,往往受到“時機”和“際遇”等因素的影響。
就整體社區生活環境而言,
兩村都位於長沙灣區和深水埗區附近,
大家的日常活動和成長環境也沒有太大分別。
等我稍微長大一些之後,
我的活動範圍早已超出社區的界限。
在同一個社區內,
我的村和她的村的分界概念,
在我的意識中逐漸模糊。

我還記得有位住在蘇屋村的中二同班同學,
參加了一個由李鄭屋村街坊服務機構舉辦的
有關李鄭屋村的徵文比賽。
他寫了一篇標題為“良民之所聚,罪惡的淵藪”的文章,
勇奪比賽的第一名。
僅從文章的標題,就能看出這位蘇屋村的同學,
他必須充分接納李鄭屋村這個地方及其居民,
能夠不分我的村和他的村,
才能如此立體而中肯地描寫他們。
我當時覺得,這位同學的寫作角度十分大氣,
讓我心生佩服。
對我而言,我無法寫出如此融和的文章,

但在人際關係上,
我和來自李鄭屋村的同學也能自自然然融和起來:
一些住在李鄭屋村的同學來過我在蘇屋村的家裡玩;
我也去過住在李鄭屋村的同學家裡玩。

李鄭屋村和蘇屋村都是香港早期不同類型的公共房屋,
極具代表性。
由於樓宇老化和設施落後,
這兩個村先後於1990年代中和2000年代中
進行拆卸和重建。
重建後,
李鄭屋村和蘇屋村
均按照香港最新的公共屋邨標準興建,
外觀上幾乎相同。
一眼望去,
已經無法分辨哪些是李鄭屋村的,
哪些是蘇屋村的!
如此接近的這兩個村更加緊密地拍住上了。

2019年12月8日星期日

有借有還的借書證年代


在我讀高小的時候,
開始喜歡上課外書,大多是從圖書館借來的。

七十年代初期,香港只有三兩間公立圖書館,
包括香港島的大會堂公立圖書館、
九龍的窩打老道公立圖書館和油麻地公立圖書館。

我那時住在蘇屋村,
沒有特別需要專程坐車搭船到這些遠的圖書館借書。
借書的地方是蘇屋村旁的保安道遊樂場內的一所小型圖書館。這所小型圖書館由小童群益會營運,
主要對象是幼童至初中生,
書籍的種類也很適合我那時的年齡。

此外,這所圖書館還舉辦很多活動,
包括參觀報社(華僑日報)、
汽水廠(可口可樂)、
麵包廠(嘉頓麵包),
甚至垃圾焚燒廠(荔枝角焚化爐)等戶外活動;
還有寫作比賽和繪畫比賽等。
我全都參加了,這豐富了我的童年生活。

當我讀初中的時候,覺得自己長大了,
開始對這所圖書館感到有些超齡,於是漸漸少去了。

隨著公立圖書館數量增多,
附近又開了一間深水埗公立圖書館,
這所街坊式的小圖書館最終也停辦了。

現在回想起來,在我開始喜歡看書的那段時光,
如果沒有小童群益會提供的這所社區小型圖書館服務,
我肯定會少看很多書,
也少參加許多文娛活動!
所以至今我仍然非常懷念這所圖書館。

升讀到中二、中三的時候,
我終於申請了公立圖書館的借書證,
這樣就可以到幾間大型公立圖書館借書了。


公立圖書館借書證


公立圖書館借書證 


香港公立圖書館一向由市政局管理。
到了1986年,區域市政局成立後,
圖書館服務分為兩個管理機構:
市政局負責香港島和九龍區的圖書館,
而區域市政局則負責新界區的圖書館。
這兩局的借書證也有所不同。
我住在九龍,因此申請的是市政局的借書證。
可喜的是,
持有這個證件可以在任何一間香港圖書館借書還書,
方便了不少讀者。



市政局借書證, 區域市政局借書證 

拿著這個借書證時,
我已經成為職場人,生活開始繁忙,
因此少了看書的時間,這個證件也不常使用。
隨著時間的推移,
這個借書證最終被香港身份證取代。

題外話,在現在的大數據時代,
人人只需一張證件、一部手機、一串符號或一個指紋,
就能辦理各種生活事務,無需攜帶繁多的證件。

借書證的實體與概念,
漸漸在我的腦海中淡去,
不知不覺間消失了。

2018年12月25日星期二

當仍擁有近海維港美景的大會堂的早期景致

香港大會堂(1970s) 

在七十年代初,我正在讀初中,
開始對文藝產生濃厚興趣。
我也會參加一些課餘文藝活動。

當時香港的大型文化場地只有香港大會堂,
是香港第一所多元化的文娛場地。
低座有音樂廳、劇院及展覽廳,
高座有展覽廳、演講室、圖書館及美術館,
許多文藝活動都在那裡舉辦。
我在課餘時常到大會堂,
參加一些符合自己興趣的文藝活動。

我家住在九龍蘇屋村,
出城到大會堂需要乘坐巴士和小輪來回
(那時尚未有地鐵)。
但我並不覺得舟車勞頓,
因為對我來說,作為一名文藝小青,
去大會堂就像朝聖一般,我樂此不疲。

那時我只是一名初中生,負擔不起收費的演藝節目,
所以我參加的全是免費的文化活動。
大會堂的免費文化活動和節目真是多得不可勝數。
我在大會堂常常參觀免費入場的書畫展。

當時大會堂高座的最頂兩層是美術館,
是香港藝術館最初的館址,
讓我能夠免費觀看常設及定期舉辦的藝術展覽。
我在那裡購買的幾本展覽場刊畫冊至今仍保存著;
高座和低座的展覽廳也有大量書畫展可供觀看。
當時香港第一中文大報《華僑日報》的《華僑文化》版,
經常刊登大會堂的書畫展消息。
我一看到有興趣的展覽就會去參觀。

大會堂高座有一個公立圖書館,
它是當時香港最大的旗艦級圖書館。
在那裡看書、借書當然也是免費的文娛活動。
我到大會堂時也會去圖書館看看書籍、報刊和雜誌。
但我很少從大會堂借書,
因為家住九龍,怕未必能準時還書。
我一定會參加的另一個大會堂免費活動,
就是每年一度在大會堂低座展覽廳舉行的書展。
我第一本《雄獅美術》定期出版的雜誌,
就是在這個書展買的!

說到大會堂的建築本身,它於1962年落成,
以簡約實用的功能設計建築風格。
在當今充斥著各種豪華設計建築的主流中,
這種設計屬於包浩斯風格,
算是一種懷舊的追憶。

半個世紀過去,這種風格的建築已不多見,
大概正因如此,大會堂在2009年被評為香港一級歷史建築,
並在2022年3月被列為法定古蹟,應該努力保存它。

香港大會堂高座(1970s)

但在初中時代的我,
對當代建築美學並未有特別留意,
大會堂於我衹是一組實而不華的建築群,
吸引我更多的反而是樓外風景。

大會堂高座各層樓, 
有落地玻璃牆身的樓梯相連。 
從玻璃外望, 
鄰近大會堂的天星碼頭及皇后碼頭, 
輪船靠岸離岸頻繁景致,
近在足下,如在眼前。
落地玻璃隔濾不盡的此起彼落的
輪船馬達聲及氣笛聲,似有若無的在耳邊回嚮,
宛如為眼前景色特別配樂,印象難忘。

我那時到大會堂, 
特別歡喜坐在大會堂高座某層樓梯憑欄外望俯瞰,
衹覺這處的維港近岸景致特別好看! 

這個我覺得是大會堂的最佳近海景觀,
於2000年代中中環天星碼頭及皇后碼頭
拆卸並填海後,已不復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