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1970年代初入讀中學時，
在英中讀書的學生被稱為“番書仔女”。
學生一般都有能力以英文進行日常溝通，
閱讀英文書籍、觀看西方電影、聽歐西流行曲，
都成為他們的日常娛樂。
（當然，即使看不懂，也會跟著潮流追逐，
因為總有中文翻譯、字幕或配音版本可供選擇。）
就聽歌而言，當時香港年輕人都熱愛西方潮流，
學生多聽歐西流行曲或民歌。
在這種潮流下，
香港樂壇的年輕歌手和樂隊大多是翻唱歐西流行曲或民歌。
（但很少有人唱原創的歐西流行曲。）
當時的年輕歌手包括Irene Ryder、Esther Chan；
樂隊包括Teddy Robin & the Playboys、
Joe Junior & Side Effects、Lotus、溫拿樂隊、
The Chopsticks（仙杜拉與阿美娜的筷子姊妹花）等。
當時，Lotus在TVB主持青年節目，大受歡迎，
特別受歡迎的主唱是許冠傑（Sam Hui）。
之後，他作為獨立歌手繼續發展歌唱事業，
發行了兩三隻翻唱的歐西流行曲黑膠唱片。
我在初中開始聽歐西流行曲時，
許冠傑仍在演唱歐西流行曲。
我和同一代的學生很多都喜歡聽他的歌，
他選擇的歐西流行曲旋律都很優美，包括《The Morning After》、《Interlude》、《Lucy in the Sky with Diamonds》、《Street of London》等。
其實，我們喜歡許冠傑的另一個原因是
因為他畢業於香港大學心理學系，
在那個年代，很少大學畢業生會加入娛樂圈。
我們都很羨慕他的學歷和多姿多彩的生活經歷。
除了許冠傑之外，
學生圈子也特別關注
另一位學業優秀的陳美齡（Agnes Chan）。
她進入樂壇唱歐西流行曲時，當時仍在中學四、五年級就讀，
並在麗的電視（RTV）主持一個音樂節目。
她的中英文都很出色。
在節目中，她會自己拿著木結奏樂，
演唱歐西流行曲和民歌。
在1971年，陳美齡翻唱Joni Mitchell的
《Circle Game》，風靡全港。
聽歐西歌曲是當時青少年次文化中的一個主要部分。
與這一代年輕人的聽歌潮流相對，存在著一個平行的時空，
他們的成年長輩則喜愛聽廣東歌和國語歌。
在1960年代，許多粵語片都有不少插曲，
由梁醒波、鄭君綿、鄧寄塵等人演唱的趣怪歌曲；
由陳寶珠、蕭芳芳等人演唱的摩登青春舞曲。
許多歌手都出過唱片，但未算大流行。
然而，在1960年代中期，
突然出現了一股聽國語歌的風潮。
當時受歡迎的歌手多來自台灣，
如青山、張帝、趙雷等。
我記憶最深刻的歌手是姚蘇蓉。
她唱國語歌《今天不回家》時，非常感人，
會哭著唱到躺在地上。
家裡有購買這首歌的黑膠唱片，
在家裡經常播放，我們一家大小聽多了，
都能唱並模仿她的歌，甚至躺在地上唱。
到了1970年代初期，
流行音樂圈出現了一些銳意改革舊式廣東歌的音樂人，
在歌曲和歌詞中加入新的創意。
電視台的劇集開始加入粵語主題曲，並受到成年觀眾的接受。
與較早期的電視主題曲相比，
如專唱歐西流行曲的筷子姊妹花中的仙杜拉
演唱的一首粵語電視主題曲《啼笑因緣》，
這首歌流行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
這首歌進入了家庭，
吸引了各階層和年齡層的聽眾，
仙杜拉也因此走紅，
紅到可以立即發行一張全廣東歌的黑膠唱片。
自此以後，
越來越多歌手甚至樂隊也開始演唱粵語主題曲和廣東歌。
許冠傑和他的哥哥許冠文在無綫電視（TVB）期間
主持了一個雜誌式的節目《雙星報喜》，
許冠傑在節目中除了唱他的歐西流行曲，
還演唱廣東歌，例如《鐵塔凌雲》。
隨後，許氏幾兄弟拍攝了多部電影，
如《鬼馬雙星》和《半斤百兩》等。
許冠傑在電影中演唱了多首廣東歌，
包括《雙星情歌》、《鬼馬雙星》、
《天才與白痴》和《半斤八兩》等。
這些歌曲中，有些是中外舊曲，
有些是新創作。
歌詞多由許冠傑獨自填詞，或與黎彼德合作填詞，
電影和歌曲都雅俗共賞，
改變了人們對廣東歌粗鄙低俗的印象，
並受到廣大市民的接受。
年輕聽眾，包括學生，也開始聽廣東歌。
最受歡迎的歌手和樂隊，如杜麗莎和溫拿樂隊，
也開始爭相演唱廣東歌。整個樂壇的主流轉向廣東歌樂壇。
除了電視，電台也成為廣東歌的推手。
那時電台的管理層逐漸年輕化，
推出了許多適合青少年收聽的節目，
包括流行音樂節目。
廣東歌因此獲得了一個24小時不停播放的平台。
例如，香港電台在1974年開始播放的《青春交響曲》
經常播放廣東歌；
並在1978年舉辦了《第一屆十大中文金曲》，
得獎歌曲中絕大部分是廣東歌。
1979年，香港啟用了FM頻道，
聲音清晰，適合播放音樂，
於是更多人開始使用這個平台聽歌。
推動廣東歌潮流的重要推手之一是
1983年建成啟用的香港紅磡體育館（紅館）。
紅館可容納超過一萬二千名觀眾。
在此之前，1980年建成的香港最大型場館是伊利沙伯體育館，最多只能容納三千多名觀眾。
當紅歌星如許冠傑、徐小鳳、梅艷芳、張國榮、
譚詠麟、張學友和黎明等人
在紅館舉辦演唱會，可以開到三四十場，
每場演唱會的觀眾人數可達五十多萬，可謂是全民參與。
這種集體活動自然能產生集體回憶，因為大家的經驗相似。
我仍然記得1984年第一次去紅館看演唱會的情況，
那時我覺得人生充滿幻影，還能有雨夜的浪漫的。
這樣的天時地利人和使得長達二十多年的香港廣東歌蓬勃發展，推動了相關行業和流行風潮，
這一香港文化產業跨越地域限制，向海外輸出。
然而，這一香港廣東歌熱潮在2010年代急速下滑。
作為流行指標，最受歡迎的歌手和樂隊在紅館的演唱會數量早已降至三、四場的個位數字。
近年音樂界更有“救救廣東歌”的呼聲，
可見廣東歌市場的萎縮程度。
廣東歌要再度興起，
必須等到另一個天時地利人和的契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