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藝少年的初戀回憶

那是一段白話文言淡入淡出的學習時光。

剛升讀中學一年級時，

才驚覺我的這間英文中學，
除了中國語文科及中國歷史科，

所有科目都是用英語教授的。

我的英文底子不厚，

升入中學一年級的大部分時間，

聽不明老師同學用英文說的話。

其實要快一點追上英文水平，

應該多接觸英文，多聽，多寫，多講，
是學習一種語言的最有效法門。

但那時可能基於逃避心態或心理報償原理，

我那時反而多讀了中文書，
因為我看似讀得懂，感覺良好呢！

那時的中國語文科，是以文章為教學單元。

通過文章，學習語文及文學知識。

中一的中國語文科，共有四五十篇中文文章。

一半是中國古文（文言文），一半是白話文。

我跟著課文內的文章，找有關連的書來看。
但我對中國古文沒興趣，對我來說很難讀出興趣，
因為一邊讀，一邊要查註釋或查字典，很令人洩氣。
我看的多是白話文。

書的作者包括魯迅，老舍，茅盾，巴金，朱自清等。

課餘看了很多他們的小說和散文。

其實回到1910年代初，

中國文字仍主要用文言文的。

但到了1915年，

有人發起了一個「反傳統、反孔教、反文言」的

思想文化及文學革新的「新文化運動」。

及後在1917年，

胡適在《新青年》刊物上發表了《文學改良芻議》一文，

明確主張以白話文代替文言文。

1918年，

魯迅在《新青年》刊物。

發表第一篇白話文小說《狂人日記》。

之後，很多作家在不同刊物發表了很多

白話文文章及文學作品，成為一股風潮。

終於在1920年，

政府教育通令國民學校採用的國民小學國文教科書，

不再使用文言文而改用白話文。

白話文也從此成為官方語言。

原來中國語文科選的白話文，

是「新文化運動」運動中的「白話文運動」之後才出現，

多是在1920-40年代間發表，

經過了二三十年時間的過濾篩選出來的優秀白話文文字創作。

對於那些身為成年人的中一語文課程制定者，

這些白話文大概是與他們同代的作家的創作，

對他們來說仍是很"當代"的文學作品。

但對於我們這些十一二歲的中一學生，

感覺上這些二三十年前的文章已經是古遠前代的創作，

因為它是我們的年齡三四陪年月的過往時光的事物了。
我們這些開始踏入青春期及反叛期的新生代，

不禁會問，為何中國語文科沒有選入一些“有時代氣息”的，
適合我們這些十一二歲人讀的"當代”的文學作品呢？

看多了這些反映民初生活的文章，

漸漸想看多些有時代氣息的當代文字內容。

香港那時有很多雜誌刊物及單行本，

各自讓當代作者發表文字創作。

當代文藝月刊 及 高原出版社單行本

其中由徐速主編的《當代文藝》月刊，

是一本園地公開的純文藝雜誌，
刊登的都是當代香港及至東南亞作者的新作品，
很有時代感和生活感;
加上它以“當代”命名，對我特別有吸引力。
我每期都有購買追看，
直至它在1979年4月停刊。
我也有看結集《當代文藝》的文章的單行本，
原因也是想看較有時代感和生活感的當代文字創作。

其中我最喜愛閱讀的一本文章結集單行本是一書兩册的《初戀》，這是一本《當代文藝》以初戀為的

徵文比賽的入圍文章的結集，

其中有些文章描寫的初戀很有當代感，很易投入。

記得有一入選文章被改編成電視單元劇，

我知道時很是激動，因為好像有人分享著我的初戀秘密呢！

其實，在香港的1960年代，
文言文和白話文仍然存在於兩個平行時空的：
作為日常運用的文字，文言文和白話文都仍然通用，
大一輩的人很多能滿口詩詞歌賦，
寫的仍是之乎者也。
後一輩的人講與寫的多是白話文，
甚至是廣東口語了。

到了1970年代開始，
我們親眼看著文言文和白話文的此消彼長：
政府公文開始不用文言文而改用白話文了，
小學學科那一科教學生用文言文寫信的“尺牘”科，
也被取消了。
到了1980年代，
已經很少人會用文言文作為日常運用的文字了！

現在你試一試說句“不食嗟來食”，
看看有幾多人，明白你說甚麽？

李鄭屋村與蘇屋村拍住上

李鄭屋村與蘇屋村

我家在1962年入住蘇屋村，

那時我只有三歲。

在這裡，我度過了整個童年。

蘇屋村獨具一格，位於山邊，依山而建。

這裡共有十六幢十多層高的大廈，

有些建在平地，有些則坐落在山坡上。

樓宇之間設有各種公共活動空間，如花園、遊樂場和球場等。

所有樓宇設施由矩陣式的車路、行人道和樓梯連接在一起，

整體來說，這裡是一個多變的活動空間。

對於小孩來說，上山下坡，到處都是可以探索的神秘世界，

每個人都能找到自己的秘密基地。

住在屋村的小孩，只要開始學會走路，就會往外跑。

那時，每戶的小孩有三四個，甚至多至七八個都是很尋常的。

怎麼能讓家人擠在狹小的家裡，

而不出去享受海闊天空的空間呢？

街外有的是玩樂設施和玩伴。

那時的玩伴非常多，都是住在各單位的小孩，

意氣相投的就聚在一起玩。

根據個人的活動能力，

一般小孩最初的活動範圍是在

自己住的那棟大廈的各層樓梯、電梯、消防房和公共遊樂空間等。

然後就遍遊整個蘇屋村的草地、花園、遊樂場、

行人道、車道和球場等。

再大一點或更加野性，就會跑到

村後的山坡、水澗和排水道等。

再大一點、更加大膽，

則會跑到村外的其他村莊活動，

蘇屋村最近的鄰村就是李鄭屋村，

那裡有一些遊樂場和球場，

還有許多小店鋪和小食肆可供光顧。

為什麼要說要大膽一點，才敢跑去李鄭屋村玩呢？

李鄭屋村比蘇屋村稍早於1950年代末建成，

有19座七層大廈，居住環境比蘇屋村更加擁擠，

單位內沒有廚房和廁所。居民多數長時間待在屋外，

村內到處都是人。

從我們小孩的視角看，李鄭屋村街上流連的小孩更多。

但在他們眼中，我們是村外人，這一點大家都能感受到。

如果不是為了到李鄭屋村內的某些店鋪買東西

（例如我會去那裡的一間專門賣紙鷂線轆的店鋪光顧），

我是不敢隨便跑進李鄭屋村內遊玩的，免得引起紛爭。

這樣看來，蘇屋村和李鄭屋村確實是兩個非常不同的屋村吧！

就屋村的類型來說，確實有很大的不同：

李鄭屋村是當時徙置事務處為了

1953年深水埗石硤尾木屋大火的災民而

快速興建的七層徙置大廈之一，設施較為簡陋，

居住單位內沒有獨立廁所或廚房。

蘇屋邨是香港屋宇建設委員會推出的廉租屋邨，

申請入住的條件是當時居住環境惡劣，

但又不符合入住七層徙置大廈的要求。

其基礎設施較為完備，居住單位內有獨立廁所和廚房，

村內的空間也相對較多。

但從居民的家庭經濟條件來看，

其實蘇屋村和李鄭屋村的情況是相似的，

兩村都是為低收入家庭而設計的，

入住哪一個村，往往受到“時機”和“際遇”等因素的影響。

就整體社區生活環境而言，

兩村都位於長沙灣區和深水埗區附近，

大家的日常活動和成長環境也沒有太大分別。

等我稍微長大一些之後，

我的活動範圍早已超出社區的界限。

在同一個社區內，

我的村和她的村的分界概念，

在我的意識中逐漸模糊。

我還記得有位住在蘇屋村的中二同班同學，

參加了一個由李鄭屋村街坊服務機構舉辦的

有關李鄭屋村的徵文比賽。

他寫了一篇標題為“良民之所聚，罪惡的淵藪”的文章，

勇奪比賽的第一名。

僅從文章的標題，就能看出這位蘇屋村的同學，

他必須充分接納李鄭屋村這個地方及其居民，

能夠不分我的村和他的村，

才能如此立體而中肯地描寫他們。

我當時覺得，這位同學的寫作角度十分大氣，

讓我心生佩服。

對我而言，我無法寫出如此融和的文章，

但在人際關係上，

我和來自李鄭屋村的同學也能自自然然融和起來：

一些住在李鄭屋村的同學來過我在蘇屋村的家裡玩；

我也去過住在李鄭屋村的同學家裡玩。

李鄭屋村和蘇屋村都是香港早期不同類型的公共房屋，

極具代表性。

由於樓宇老化和設施落後，

這兩個村先後於1990年代中和2000年代中

進行拆卸和重建。

重建後，

李鄭屋村和蘇屋村

均按照香港最新的公共屋邨標準興建，

外觀上幾乎相同。

一眼望去，

已經無法分辨哪些是李鄭屋村的，

哪些是蘇屋村的！

如此接近的這兩個村更加緊密地拍住上了。